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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既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也是我国的国际交流中心，其所拥有的丰富的科研资源更使之成为科学技术创新中心。正是北京的独特地位，使其具有极大的人口吸引力，这导致北京人口总量在一定时期内急速膨胀。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根据《北京统计年鉴2016》多个方面数据显示，自2008年开始，北京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在此背景下，《国家治理》周刊编辑部整理归纳了包括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程度、收入水平、家庭构成、住房条件、户籍状态、公共资源和经济差距等影响北京人口流动的7个重要的因素，并结合已有文献，阐述这7个影响因素与人口变动的关系。希望为读者今后更准确地把握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的变动和实施等方面提供参考借鉴。
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能否被看作影响人们作出迁移或定居决定的重要的因素？对于这一问题，此前已有不少国外学者通过引力模型，对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作出分析。其中，针对西非国家的研究表明，社会经济这一变量对人口迁移能产生相对重要的影响；针对欧洲国家的研究表明，人口的迁移会受到市场发展和价格指数的影响，人们愿意生活在更具市场发展的潜在能力的地方。
国内研究方面，刘生龙（2014）利用中国1990年、2000年、2010年三期人口普查有关数据，在对引力模型作出进一步扩展的基础上，对影响我国人口迁移的因素做多元化的分析，根据结果得出当人均GDP水平、就业率、城镇化率和开放度等因素具有较高水准时，会成为吸引外地人口迁入的“拉力”，反之，若这一些因素所处水平较低，则会成为当地人迁出的“推力”。北京作为首都，无论是人均GDP水平还是对外开放水平，都高于我国绝大多数城市，因此与国内多数城市相比具有较高的人口“拉力”。
在李茂和张线）有关北京人口发展的研究中，发现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是北京市人口增长的宏观背景之一。同时，城市功能集中也被认为是北京人口集聚的原因，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教中心，又是实现对外交往的主要城市。此外，该研究还表明当北京自身劳动力增长不能够满足岗位需求，或劳动力充足但出现择业观、就业渠道、工资待遇等错位时，就会产生部分岗位空缺，也会引起人口流入。
北京市人口的变化，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外来人口的迁入和流出，有关北京人口的研究因此常将外来人口作为主要研究对象。2012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对北京市人口预测的研究中提到，城市人口增长方面，非流动人口的净迁入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户籍人口的增长，另一部分是居住半年以上外来人口的增长。这两部分人口的增长动力主要有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其中经济因素对外来人口增长影响较大，政策因素对户籍迁入人口的增长影响较大。
除了对跨城市人口流动的研究外，童玉芬和马艳林（2016）以北京市内各区为对象，研究了影响城内各区人口分布的因素，并指出社会经济发展因素不仅是影响跨城市人口流动的因素，也是影响城市内部各区人口分布的原因，虽然自然地理环境是城市人口空间分布的基础，但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人口分布格局演变和发展更重要的推动力。必须指出的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经济要素对人口空间布局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通过不同专家学者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结合现实经验，不难得知人口迁居行为本质是一种经济行为，执行这一行为的最主要的动机就是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人们往往会为实现预期收益（包括更好的工作机会与更高的收入、良好的医疗教育环境、各种可能的发展机会、获得新的社会资源、增长见识和丰富经验等）选择更加合适的居住地区。此外，针对北京人口进行的实证分析，发现近年来北京市居民生活水平、就业机会和优质的教育资源对人口集聚产生较大的正向作用，主要体现为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一元，该地区的人口密度增加 0.0816人/平方公里（童玉芬和马艳林，2016）。
根据《北京健康城市建设研究报告（2016）》，对于普通人群来说，拥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使在北京的外地人口更具归属感，这也是影响居民迁移的原因，但是这一因素对不同家庭或个人的影响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此外，该报告表明，对于在京的高收入人群来说，其更注重生活品质的优劣，他们的居住选择不会使生活水准下降，也更加能跟着自己的主观喜好，更加看重实际生活品质，因此在京高收入人群相比普通收入人群具有更强的迁移和居住选择能力。
杨政和罗雅楠（2015）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2012年北京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利用二元逻辑回归分析法，在控制了人口特征变量后，从居留能力和社会融合两个层面出发，对北京市乡城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做多元化的分析。根据结果得出，在居留能力方面，较多社会资本和较高收入会对长期居留意愿起到促进作用，居于生产性服务业比处于消费者服务业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强，就业身份高的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强。其中，结合收入情况和回归分析结果来看，月收入1000-3999元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发生比，显著地低于月收入4000元以上的人口，且收入对长期居留意愿具有促进作用。
北京相比来说较高的收入水平对于大部分在京人员来说，不仅是“拉力”，也是影响其留京的决定性因素。戚伟和刘盛和（2015）根据1990年、2000年、2010年三期人口普查数据，构建中国城市人口及其流动人口的空间数据库，并在对中国城市流动人口位序规模分布研究中指出，具有高序位即总人口量高的城市集聚效应显著，且集聚力量大于分散力量（北京总人口序位为2）。同时大部分流动人口仍然以经济型流动人口为主，即流动人员注重的主要是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
来自河北等周边地区的人口是在京人员的主要构成部分。李君甫和肖文倩（2017）通过对北京及周边地区的人口流向的研究，发现北京不论是工资水平还是流动人口月平均薪资涨幅均高于周边地区，而周边地区的劳动力也主要流向北京，在人口流动方面主要呈现出单向流动的特点，月收入水平和人口具有相关性，且呈现正相关关系。
在我国的人口迁移中，家庭化迁移特征慢慢的变明显。根据2016年10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2015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47亿人，占总人口18%，相当于每6个人中有1个是流动人口。此外，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也指出，中国人口迁移流动已确定进入以家庭化迁移为主要特征的阶段。蔚志新（2013）对包括北京在内的5个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相关研究，发现同住共同生活的亲属人数和考虑孩子教育两方面因素对城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具有一定影响。其中，对于北京市来说，主要体现为在有居留意愿的人口中，同住共同生活的亲属人数为2人及以上者所占比例均较高。且在北京市，随着同住共同生活的亲属人数的增加，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表现得越发强烈。具体而言，与同住共同生活的亲属人数为1人者相比，同住共同生活的亲属人数为 2 人、3 人和 4 人者具有更强的居留意愿。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流动人口的迁移多具有举家迁移趋势，同时家庭式迁移具有更高的迁移流动的成本，也因此更为稳定，使他们再迁移的可能性较小，居留意愿更强。
同住共同生活的亲属人数除了对迁移成本产生一定的影响，也对在京人员的社会融合感产生一定的影响。狭义的社会融合大多数表现在流入人口及其共同生活的亲属与当地居民的社会关系状况，这中间还包括流动人口的家庭融合度、流动人口与当地社会的联结水平和被接纳程度。相关研究表明，如果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缺乏与社会的交往和相互接纳，那么其社会情感、社会认同感等内在感受就不能得到满足。同时，即便流入人口具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也难以摆脱孤独感、边缘感等负面心理健康状态，因此难以产生明确的居留意愿。此外，婚姻状况也是影响在京人员迁留的一个因素，已婚人群在面临迁移时不得不考虑夫妻两地分居问题，所以比未婚人群面临更大压力，以至对居留意愿产生影响。
除了以上几点外，对于在京流动人口来说，其子女接受教育问题也影响着其迁留意愿。人们一致认为留在北京可以让子女享受更好的教育资源。相对于有未成年子女在北京上学的人口，没有未成年子女在北京上学的人口其居留意愿相对下降。根据童玉芬和马艳林（2016）建立的相关模型，从教育资源看，普通中小学对人口密度的影响不显著，而重点中小学数量对人口密度的影响显著，表现为每增加一个重点中小学，则该地区的人口密度增加5087. 4人/平方公里，这反映出优质的教育资源对北京人口空间分布的巨大影响力。子女教育问题也对流动人口自我身份界定产生一定的影响（任远和乔楠，2010），进而影响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度，进一步作用于其迁留意愿。
总的来说，对于在京人员，同住共同生活的亲属数越多、子女随迁、京籍朋友数越多、社会排斥感知度低的更可能在北京长期居留。流动青年与共同生活的亲属和当地居民的关系对他们在流入地的生活满意度和预期居留时长具备极其重大影响。因为家庭化的迁移使他们可以得到共同生活的亲属的支持、在身边照顾孩子、让孩子在北京接受早期教育，所以在情感和心理上能让他们安心在北京长期发展（孙力强、杜小双、李国武，2017）。
北京丰富的公共资源对外来人口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尤其是文化资源、医疗资源更体现出人口迁出地与北京的巨大差距。
北京作为首批国家历史背景和文化名城、中国四大古都之一和世界上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最多的城市，其文化中心的地位不可撼动。不仅如此，北京的文化基础设施、演出场所等资源，在全国也有着非常明显优势。
2011年的一篇相关报道显示，北京文化基础设施总量在当时居全国第一：博物馆总数159家，居世界第二；公共图书馆数量居世界第四；人均拥有电影屏幕数量接近巴黎、日本的水平；全市网站总数突破30万家。截至2010年末，北京可用于演出的场所共271个，舞台295个，已用于演出的场所161个，舞台184个。其中，国家大剧院等15个综合性演出场所2010全年演出收入4.3亿元，占全年演出总收入的39.1%。北京市演出行业协会提供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10年北京演出票房总收入达10.9亿元。其中，首都体育馆、朝阳公园、工人体育馆等6个大型场馆演出收入达3.83亿元，占全年演出收入的34.8%。2010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1692.2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12%。其中，文化创意企业总量和门类居全国之首，文创企业总数在30万家以上，规模以上企业近万家。
除了文化资源，北京还拥有全国最好的医疗资源。2016年3月26日，由香港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首部医院蓝皮书《中国医院竞争力报告（2016）》发布，报告集中整合2015年中国拥有最优质的医疗资源的顶级医院。北京、上海和广州这三个城市入围医院数量最多，排名靠前。其中，北京作为中国的多重中心，集中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首都医科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等著名院校，医疗资源最丰富，同时共有17家医院进入百强，医院竞争力指数最高。
北京作为全国的医疗中心和优质医疗卫生资源高度聚集地，长期以来对外地病人有强劲的吸附能力，这在某一些程度上加大了北京城市人口和环境资源的承载压力。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研究统计和抽样测算，2013年北京市内三级医院外来就诊患者达3036万人次，外来就医流动人口日均70万左右。
其他很多城市与北京较大的经济发展差距也是导致大量外来人口流入北京的重要原因。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各省市统计公报的有关数据，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上海、北京、浙江、广东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居榜单前几名，而青海、新疆、西藏、甘肃等中西部省份，排名垫底。而且从具体数据分析，排名后几位的省份，人均收入多在19000元左右，尚不及排名一、二位的上海、北京的一半。尤其需要我们来关注的是，比照2013年乃至2000年的榜单，各省排名顺序没有太大变化，地区差距在一定时期内已形成相对固化的格局。
仅对比京津冀地区，其他很多地市与北京、天津有着非常大的经济发展差距（见图1，P46）。就人均GDP来看，2013年北京为15216美元，天津为16419美元，河北省为6271美元。就产业体系来看，2013年，北京的生产总值为19500.6亿元，其中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为161.8亿元，第二产业生产总值为4352.3亿元，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为14986.5亿元，其支柱产业为制造业、高新技术企业、服务业等；天津的生产总值为14370.2亿元，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为188.5亿元，第二产业生产总值为7276.7亿元，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为6905.0亿元，其支柱产业为制造工业公司、日用消费品企业；河北的生产总值为28301.4亿元，其中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为3500.4亿元，第二产业生产总值为14762.1亿元，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为10038.9亿元，其支柱产业为能源企业，如河北钢铁、唐山钢铁。此外，全国113家央企中，90家总部在北京，而天津和河北均没有。
特殊的首都功能定位和更为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北京对全国人民具有相当强的吸引力。进城打工人员、投资人员、入学与毕业留京人员、机关及企事业招聘人员、部队转业人员等，都使北京人口呈现明显流入特征。大量流动人口的涌入，加之北京房地产市场有效供给的不足，使北京的房价长期居于高位。而高房价的危害在于其大大影响了我国人才的自由流动，阻碍了中国人口布局的优化。
根据腾讯网 “在北京买房，不如移民？”话题新闻，在北京买房和投资移民的成本比较显示：2010年5月份，北京楼市的新盘均价为25680元/平方米。如果购买一套90平方米的房间，将投入231万元，且没有计算随之而来税费、装修。而同时期投资移民美国的成本为342万，加拿大为235万，澳大利亚为454万，新加坡为962万。由此看出，在北京买房与投资移民的成本几近相同。如此之高的生活成本，致使很多优秀人才离开北京成为一种个人的理性选择。
根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在世界人才“争夺战”中，中国虽然不是人才流失比例最高、受害最深的国家，在过去的一段时期内却是目前世界上数量最大、损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国。
李艳琴（2016）基于动态预测模型和BP神经网络模型对2014-2018年房地产价格对北京人口迁出影响作出预测，认为北京的迁出人口更倾向于上海、浙江、广东、福建等地，流出到各省的人口平均在40万人以上。其中流向广东的人口从52万人到115万人、流向辽宁的则是从12万人到18万人。中部省份及以西藏为主的西部地区增幅较小，流向天津、河北、山东等距离较近地区的人口则相对减少。
长期以来，城镇户籍都是老百姓享受教育、医疗、廉租房、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前提。对于北京来说，户籍所附属的公共服务福利更多，获得北京户口的难度也更大。目前的北京城市户籍制度供给模式包括：暂住证制度、北京市工作居住证制度、“人才”集体户制度、“单位”集体户制度、本地城市户籍。相较于北京庞大的人口基数来说，真正能落户北京的人口所占比例很低。
由于北京人口众多，对户籍的需求庞大，能按政策落户北京的外来人员还是少数。而对于个人“积累”尚不多的普通外埠员工来说，因没有北京户口，面临日常工作与生活中的大量困难。例如，不能买经济适用房，孩子上学要交“借读费”，孩子在京读书却须回原籍高考。在办理出国签证、上社会保险、评职称等方面都会遇到麻烦。
张英洪（2013）提出，在我们国家的经济的发展进程中，特大型城市得益于广大外来人口的贡献，但由于中国城市的历史欠账较多，又面临着外来人口膨胀，大城市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跟不上的大城市病，因此不得不使用户籍制度来限制人口过快的增长。但事实上，控制户籍对北京的发展弊大于利。纵观北京几十年的发展，能够准确的看出北京的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成正比。从横向上看，几乎所有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的经济发展实力也最强，如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莫不如此。而城市的新发展不仅是经济的发展，也是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和人的全面发展。北京要建设世界城市，做大做强经济实力，只有少数人口支撑和人力资源保障是不可能实现的。北京的人口老龄化严重，正是大量外来人口的流入，缓解了北京城市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严重挑战。源源不断的外来人口的流入，为北京的创业和创新精神注入了新的活力。北京要坚持按照首善之区的高标准要求，也必须在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有新的突破和建设，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建设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以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尊严和幸福，这些都需要深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