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介绍：

  38岁的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副县长周慧提出辞职了，选择了他想要的“自由的，能够自我掌控的生活”。周慧透露，辞职后准备出国经商，但这不是辞职的理由，他只是不想再从事一份压力过大的工作。

  澎湃新闻（）发现，距离2003年以吴敏一为代表的温州官员辞职“下海潮”已经11年，这期间，周慧是有证可查的首个主动辞职的温州县级官员。温州作为中国民营经济发源地，曾是浙江乃至全国下海官员最多的地区。如果说2003年的官员“下海潮”是因为对民营经济充满朝阳般的预期，那么时隔11年，周慧的辞职又意味着什么？

  据浙江省有关部门统计，从2000年到2003年3月，该省共有125名县处级以上党政干部辞职或提前退休，其中厅级官员就有9名，其中大部分发生在2002年下半年到2003年上半年。

  2003年4月，时年45岁的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和另一位副市长林培云，以及56岁的市政府秘书长何包根、副秘书长王运正几乎同时辞职下海。一个省辖市的4个重要政府官员同时辞官，在地方政坛尚属首次。

  吴敏一等人的请辞将这股“温州现象”风潮推至顶峰。其实在1990年代中期起温州就不乏官员下海的先例。财经作家、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胡宏伟曾在其《中国模范生——浙江改革开放30年全纪录》一书中，整理了1990年代中期至2003年间温州官员下海的代表性人物不完全名录：原温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钱兴中到香港嘉里集团中国公司担任副董事长；原温州市委副书记何树鑫担任某房地产公司CEO；原温州市委宣传部部长徐国林涉足房地产业；原温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邹丽华赴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上自前温州市市长，下至前镇委书记，都出现在这一名单中。

  “温州官员2003年出现那拨‘下海潮’，共性因素不外乎两方面：一是被动也好主动也罢，温州的行政力量始终是相对‘无为’的‘有限政府’，权力有限，官本位意识也就比较淡薄；二是温州老板遍地，官员受到的诱惑多，转身从商的财富机会也更多。”一位长期观察温州的学者16日向澎湃新闻（）表示。

  2001年，非公有制企业家首次被定义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者”；2002年举行的十六大，7位民营企业家首次成为全国党代表；2003年初，徐冠巨等3位民营企业家当选省（市）级政协副主席。2000年前后，社会对民营企业的认可度大幅度的提高。非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全民皆商的温州，民企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大量政府机关内的优秀人才看来，蒸蒸日上期的民营经济无疑充满诱惑。

  官员下海“温州现象”在到达顶峰之后却迅速归于沉寂，吴敏一等人辞官成为了温州官员辞职下海的分水岭。

  吴敏一下海后“呛水”的个例许能说明部分原因，在海中如鱼得水的终究是少数。

  吴敏一辞职时曾提出6大择业标准：企业立足温州，却又超越温州；立足原有产品，但已超越原有产品；跨越了单纯追求利润的发展目标，把事业作为第一目标；已经越过风险发展期，进入低风险发展阶段；追求品牌效应，知名度至少响誉全国；企业家素质高。

  2003年5月，吴敏一任温州鞋业巨头红蜻蜓集团新筹建的惠利玛商业物流连锁机构总裁。但仅停留3个月后，吴敏一开始频繁跳槽，先后在上海东畅网络通信服务公司、吉利集团任职。2004年11月，吴敏一转战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后，曾经意气风发的吴敏一突然淡出公众视野，只能根据零星信息勾勒其动态。黑龙江证监局2010年8月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身为董事、总裁的吴敏一自2008年以来，从未亲自出席公司现场会议。2010年9月，秋林集团接受吴敏一的辞职申请。

  2008年，曾著《权变：从官员下海到商人从政》的知名媒体人章敬平在对2003年的采访对象回访时发现，回访下海官员的过程，要比当年采访他们的过程“难得多”，“多数人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章敬平说，极少数人是因为看淡了官场商场云起云落，多数人是因不满意自己的境遇，自认为惨淡无光，无颜见江东父老。

  澎湃新闻发现，2003年官员辞职下海潮，曾被解读为温州社会“官本位”意识已逐渐向“财富本位”转移，但这一论断跟着时间的推移又开始被事实上越来越站不住脚。在盛产老板的温州，2004年后公务员报考人数屡攀新高，报考人数与聘用岗位之比持续居浙江首位。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02年，温州公务员报考人数与聘用岗位之比为19：1，到2005年，跃至34：1，2006年又攀升至44：1，近年都在50：1以上。温州是浙江公务员报考人数最多，也是竞争最激烈的地区。2010年6月该市环卫处8个“80后大学生粪便处理工”岗位，竟引来1102人报名，招聘人数与报名人数之比接近1：140。

  无法吸引体制内官员下海，并影响到年轻人“回到体制内”的就业选择，究其原因或是日益恶化的民企生存环境。近年来，经历了长期快速地发展的温州经济似乎疲态尽显，发展速度由全省之首跌至末位。一方面，温州官方期望通过强化政府主导性投入，以政府投资带动全社会投资，但终难见起色；另一方面，民企在国进民退环境中生存愈加举步维艰。

  “相比下海，留在机关可获得优厚的待遇和社会资源，另一方面，现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难度也慢慢变得大。”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2012年在接受《东方早报》记者正常采访时说。

  “辞职下海的官员，基本都是有实力、能干，且带着一点书卷气的。”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胡宏伟16日告诉澎湃新闻，吴敏一当时就有“学者型、智慧型、亲民型”官员之称，几乎被所有人认为“年轻有为”。

  再观周慧的任职履历，1976年出生，21岁步入仕途，一年后从温州市文成县珊溪镇党政办的秘书升任文成县政府办公室秘书，并兼任综合科副科长，年仅25岁就担任文成县司法局副局长。2011年，周慧担任平阳县副县长，负责农业水利、动物防疫、扶贫开发、移民、救灾优抚和新农村建设等工作。既属于年轻干部，又属于无党派人士，再加上硕士学历，从某种角度讲周慧在晋升方面还是有优势的，这与吴敏一等人在“黄金时期”急流勇退相似。

  但相较于2003年那批官员奔着民营经济明朗前景“弃官投商”的义无反顾，周慧是不同的。从辞职感言中能够准确的看出，他对辞职是坚定的，“我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平静，平静地寻求支持的意见，在一些范围内平静地诉说，一步步地把自己推向辞职的唯一道路”、“任何一个人都应该遵循自己内心的想法去选择自身的生活，就像我明白我想要的是自由的，能够自我掌控的生活”。

  但从接受各个媒体采访时的表态看，他看似主动的辞职实际是因为官员的过大压力而做出的“被动”行为，“机关工作，其实非常忙碌、紧张，缺少个人时间，相对也不够自由。我想换一种环境，比较宽松的那种氛围，可以让生活过得更美好一些”、“我的家人很多在意大利做生意，但这不成为我辞职的理由，我只是不想再从事一份压力过大的工作”。

  从全国范围看，2013年下半年起，各地慢慢的出现官员辞职下海的个案，他们面临的新社会背景是，官员利益被削减，责任和压力在加大。《南风窗》2014年4月的“新一波官员下海潮来临？”一文提到，体制内的“推力”仅仅是官员辞职下海的其中一个内在变量，更重要的变量则是另一股来自体制外的“拉力”是否足够强大？

  周慧称，接下来他准备到意大利经商，帮助家人打理企业，而不是像“前辈”们一样投身国内民企。胡宏伟感慨地表示，“试想，如果阻碍民企活力的各种壁垒被清除，民企生存环境被改善，再加上“周慧”们这些来自体制内的优秀人才主动流动，良性循环下的民营经济或将迎来上世纪九十年代‘黄金十年’之后的又一春。”